很多人问,为什么当初要费这么大劲,在上海搞这么一个自贸区?感觉像是搞了个“试验田”,但到底试验的是什么?我有时觉得,大家有点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,好像就是减减税,批批文,做做样子。但真要我说,这事儿背后,是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一种很深刻的思考,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突破。
你想想,过去我们发展的模式,很多时候是在既有的框架里修修补补。可很多时候,瓶颈就在那个框架本身。你不能总是指望在旧地图上找到新大陆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,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这样一个“隔离区”里,大胆地尝试新的规则、新的制度,看看能不能趟出一条路来。这不像是在自家花园里种花,而是要在荒地上开垦,能不能种出庄稼,得边种边看。
我记得最早那会儿,大家都在讨论“负面清单”。这玩意儿听着简单,但对里面的逻辑推演,对产业怎么定位,对外资怎么管理,涉及的部门太多,协调难度也超乎想象。不是一句“放开”就能解决的,后面需要多少配套的法律法规、监管细则,才能让它真的落地,让企业愿意进来,而且进来后能顺畅地运转,这背后是巨大的工作量。
而且,这种尝试,有时候是需要承担风险的。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,影响范围可能会比想象中大。所以,从一开始,这事儿就不是“拍脑袋”决定的,肯定是对国内外经济形势、发展趋势,包括我们自身面临的挑战,都做了很深入的研判。
很多人直接就把自贸区和吸引外资划等号,这不全对。当然,优化营商环境,让外资进来更方便,这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但是,更深层的目的,我觉得是利用外部的“鲶鱼效应”,来倒逼国内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。你让那些国际一流的企业,用国际通行的规则来这里运营,它们发现什么不顺畅,它们会直接反馈,这种反馈比我们自己内部的文件来得更直接,有时也更尖锐。
举个例子,过去很多业务审批流程,一个证件可能要跑好几个部门,盖十几二十个章。外资企业进来,他们习惯的是“一站式”服务,是数字化的流程。自贸区里推行的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不见面审批”,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。结果呢?很多国内企业看到这种高效,也开始要求,甚至倒逼着那些还在“老一套”里的部门去改变。
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点,就是金融方面的创新。人民币跨境使用、资本账户的开放,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领域。在自贸区里做一些试点,就是为了在可控的范围内,积累经验,测试水温。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全国推广,那样风险太大了。但通过自贸区的实践,我们能看到哪些模式是可行的,哪些还需要调整,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底线。
现在的国际贸易,早就不是单纯的商品进出口了。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、知识产权保护,这些都是新的战场。我们不能老是跟着别人制定的规则走,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领域,我们得有自己的声音,甚至去制定规则。上海自贸区的建设,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,去探索构建一套更符合中国国情,也更符合全球化新趋势的贸易规则体系。
你可以理解为,它是一个“样板间”。在这里,我们尝试用更开放的态度,去对接国际上的高标准,比如在投资便利化、监管透明度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,都去学习和借鉴国际上的最佳实践。然后,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规则,看看它们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,行得通的就推广,行不通的就调整。
说实话,刚开始的时候,大家对很多新规矩都有些懵,操作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,为了一个新推出的服务贸易协定,我们内部需要梳理大量的合同文本,去判断哪些条款需要重新审视,哪些需要调整。这个过程,真的不是简单套用模板就能完成的,需要对业务和规则都有深入的理解。
自贸区的设立,不是一蹴而就的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它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。从最初的几个片区,到现在的扩展,再到里面不断推出的新举措,都是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你不能指望第一次就完美,很多东西都是在做着做着,才发现新的问题,然后去解决。
比如,我们一开始可能更多地关注货物贸易的便利化,但很快就发现,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的需求也在爆发式增长。于是,政策的重点就需要跟着调整。又比如,我们可能在某个时间点,觉得某种金融创新很有前景,但尝试一段时间后,发现风险控制不够到位,就得赶紧叫停或者调整。
我接触过一些在自贸区注册的企业,他们跟我聊起在里面经营的感受。有的觉得流程确实比以前顺畅多了,有的则仍然觉得有些环节还需要改进。这种真实的反馈,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,是极其宝贵的。不能只听上面说什么,还得听下面在做什么,遇到什么困难。
所以,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设立上海自贸区,我觉得它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。它不是为了解决一两个具体问题,而是为了通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,来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,探索路径,积累经验,积累信心。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考量,也是一个对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融入世界,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积极的尝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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